再议教育改革：我们走到了哪里，卡在了哪里，破局点在哪里？

历史关头再议教育改革：我们走到了哪里，卡在了哪里，破局点在哪里？

原创 屈腾龙 新校长传媒

2024年07月20日 07:02 重庆

作者丨屈腾龙

新校长传媒副总编辑

新的历史关头，教育需要再出发

刚刚闭幕的20届三中全会，和1978年举办的11届三中全会一样，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块里程碑。

时移世易，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起着变化。

46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在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重塑了世界格局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外部环境、产业结构、经济政策、财政税收制度、人口结构等诸多方面遭遇了日益严峻的新难题。

尤其是，当下大国博弈日益激烈，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我们的发展，正面临着经济上脱钩断链、科技上“小院高墙”等多种挑战。

而20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疑为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开启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特征的全新改革。

新的历史关头，需要新的思考谋划。

正如全会公报中指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国教育应以20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以一场里程碑式的深刻变革，回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而这样一场变革，看起来万事俱备，已经备齐共识和解决方案，所缺的似乎只是我们的一个决心。

宏大的教育改革历程，

我们走到了哪里，卡在了哪里？

如果以大历史为刻度，当下的中国教育，走到了哪里？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史上的4个关键之年。

1977

拨乱反正、刻不容缓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接下来的11月和12月，高考在各省市自治区陆续举行。这唯一一次冬天的高考，彰显了一个国家要告别动荡、重回正轨的刻不容缓的决心。

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的人涌进考场。

那个冬天，不仅是散落各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命运拐点，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2001

第八次课改，对标世界前沿

2001年，我国启动第八次课改。和前七次课改始终无法摆脱前苏联教育理念影响不同，本次课改的专家组组长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他专攻国际比较教育的学术背景，为本次课改带来了洞若观火的国际视野。

有人评价，第八次课改是中国基础教育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大举措，以素质教育下新课程体系的建构为核心表达，从价值取向、理论基础、课程管理、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各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

巧合的是，也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入世”后开启了一段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同样，打开视野的中国基础教育人，很快展示出了让世界惊叹的创造力。

2014

进入“核心素养”时代

培养孩子们的核心素养，一直是各国的教育追求。

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素养界定与选择：理论与概念基础”计划后，世界各国便开展了一场“核心素养运动”的竞逐，力争早日寻找到本土化的实施路径。

2014年，在系统研究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核心素养取代之前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成为课程目标。这标志着，这场席卷全球的“核心素养运动”有了中国声音、中国方案。

2021

“减负”升格为国家选择

几十年来，在父母望子成龙、学校与教师之间升学竞争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学生书包过重、负担过重，一直是中国教育的顽疾。各种减负政策层出不穷，但收效甚微。

有资料显示，我国教育部发布的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文件，最早的一版是在1955年，接下来的发布频率是1964年，相隔了十年，接着是1988年、1994年、2000年、2009年、2013年、2018年、2019年。

然后是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开始推行“双减政策”。减负，升格为国家选择和国家行动。

回顾教育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在经费投入、师资队伍水平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教育理念、课程、课堂也已经有能力实现与世界发达国家同步。

我们并非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如何做好的教育。只是来自家长、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相互拉扯，导致教育功利、浮躁现象严重。

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能回头，也不能停步，教育也应该借助20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理顺思路和利益格局，去功利化，让学校敢于“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新的历史关头，

功利浮躁为何非“去”不可

在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盛行，我国亟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当下，教育的功利浮躁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破解“卡脖子”，

必须突破“从0到1”

近几十年来，依靠在计算机、互联网、新能源、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科技创新，全球经济实现了井喷式发展。中国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充分利用各国创新成果，加入WTO融入全球市场，终于取得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

换句话说，中国成功地把握住了资本、技术、市场、供应链等日趋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期。

但在大国博弈、东西竞争加剧的今天，“卡脖子”现象越来越多，更需要中国从零开始进行创造。

科技产业的创新，分为“从0到1”和“从1到N”两个阶段。“从0到1”是横空出世的原创，是无中生有的新突破。“从1到N”则是把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市场化的推广，形成新产业。

著名产业观察家、投资人王煜全在其著作《中国优势》中认为，当前中国的优势在于“从1到N”，而非“从0到1”。

在中国，3000余万名工程师、完善的产业链、庞大的市场、政府扶持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一独特的“从1到N”优势。这在移动支付、太阳能、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共享单车、工业机器人等众多产业的发展中都可以体现。

但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无法再期望借着别人的“从0到1”，实现自己的“从1到N”。仅仅培养大量优秀的工程师还不够，还必须培养能够实现“从0到1”的杰出人才。

否则，如果无法研发或者对接到未来的科技产品，慢慢地，我们的先进制造水平就得不到提升，发展不出完备的创新链条，已有的“从1到N”优势也可能得而复失。

培养工程师可以够好就行，而培养杰出人才，必须彻底回归教育本质，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远离功利和浮躁，让学生们能够大胆追寻自己的志趣，释放他们的天赋。

成功，清北未必是答案

抑郁、焦虑、恐惧症、自闭症……这些年来，我们身边患各种心理疾病的学生越来越多。

2021年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10%，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30%，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6%-8.6%；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40%，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9%-12.5%。

仅抑郁症一种心理疾病，就“攻克”了我国约40%的高中生！

过重的学业负担，还给我国高中生带来了81%的近视率。

为了获得一个好成绩，能进一所好大学，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然而并不是。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发现，通过疯狂的内卷进到清北的学生，在 “学习是竞争出来的”教育观影响下，形成的心态是极其扭曲的，有30%以上的新生患有“空心病”。

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写给徐凯文教授的这句话，是空心病的典型特征——“徐老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们不少人看似非常优秀，实则感觉空虚，迷茫，人生无意义，可能轻则厌学，重则自残甚至自杀。

未来的创新者，

必先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曾研究人类的创造力20余年，追踪了一些特别有创造精神的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目的是弄清这些人与其他人到底有什么区别。结果发现，这些人与其他人除了学历和智商有一些差别之外，更突出的是他们在做出重要贡献时，往往都是在他们特别积极愉快的时候。

其中的原因，是积极心理学揭示的一个非常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那些健康、优秀、成功者，心中更多的是积极的体验，包括愉快、感恩、成就、爱、幸福等。因为幸福和乐观等积极体验对个人的心理、认知、社交和身体健康都有积极的影响，从而提升他们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的成功概率。而抑郁症及其伴随的负面情绪和健康问题则会削弱个人的这些能力，使他们更难以实现成功。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彭凯平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也多次强调——真正让一些人变得成功的，并不完全因为他们肯埋头苦干，奋斗不已，而是他们活出了生命的活力，活出了心花怒放的人生感受。

走出教育功利化的“囚徒困境”，

早有经验可资借鉴

聪明、理性的教育人

为何总是双输、互害

任何一场教育转型，都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教育要去功利、戒浮躁，首先要转变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观和施政动机，而这个前提，是先调整各级政府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导向和评价体系。

一句话，要改变学校的动机和行动，先要改变学校的“婆婆”，以及“婆婆的婆婆”的动机和行动。

前不久，苏鲁毗邻某县新领导上任，很快便把教育局长、当地最好的高中校长找来，开出奖惩条件——上清北××个、985××个、211××个……超了如何集体升职加薪、不足如何共同受罚，一切都清清楚楚、明码实价。

相信类似的场景，在各地并不陌生。

事实上，并不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不懂功利教育的危害，而是陷入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教育竞赛而不能自拔，谁也不想输，否则便会遭受经济利益、颜面、仕途前景等多种损失。

这是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聪明、理性的博弈者最终只能得到双输、互害的结果。

但这并非不可改变的，只要调整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便可以走向双赢、互利的格局。

事实上，这在我国的治理发展历程中是有很多先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污染治理。

走出囚徒困境，

需要更高维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然而很多地方却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为了与周边地区进行GDP竞赛，甚至还争着引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是不少地方主政者的行事原则，他们也陷入了“争抢有污染的GDP”的囚徒困境。

进入1990年代，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了我国环保意识的觉醒。199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如1995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以及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为生态环境部）的成立，标志着环境保护开始进入政府议程。

进入21世纪，中国进一步接受并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并重。2004年，我们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试图将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

2012年以来，我国把环境保护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如今，各地主政者再也不敢追求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GDP，不少省市甚至对下属市县主要领导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的考核政策。

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从出现，到危害被认识，再到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达成共识，此时看似万事俱备，实则问题往往并不能得以解决，因为利益纠葛很可能让各方陷入双输的囚徒困境。

当前功利教育的危害，也正处于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关口，走出当前应试教育的囚徒困境，我们缺的，同样只是一个决心，和一个更高维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们也把教育提到“教育生态文明”的高度，拿出“应试教育一票否决”的考评力度，相信各地主政者、教育局长和校长们相聚在一起时，会不再热衷于比较谁的清北学生多、谁的985学生多……，转而比较谁的学生近视眼率和抑郁症比例低、谁的体育成绩好、谁的学生更舒展自然、学校之间发展均衡而特色多元……

只要全省不卷，

剧场就一片安宁

事实上，这样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

2022年出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毛杰，是位教育学博士。2023年国庆前后，毛杰厅长推出了两个"王炸"政策。第一个是关于国庆节放假的规定：全省所有学校一律放假8天，半天也不能少，高三也不能例外。所有学校必须打开教室监控，专人网上巡查，并接受群众监督。对于那些违规补课的学校，校长将会被就地免职。

这个决定打破了河南省中学毕业班几十年来没有完整假期的常规，有的学校甚至在春节才放三天假。

她推出的第二项政策是——无论公立和私立学校，高中生起床时间不能早于6:30，上午上课时间不能早于8:00，晚自习必须于22:00前结束；严禁学校占用节假日、周末、寒暑假及课余时间补课。

这些政策直击教育痛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河南学生和家长的大力支持，纷纷称呼毛杰为“毛女神”“毛巾帼”“毛救星”“毛侠士”“毛英雄”……

在她看来：“卷，是一省之内卷。只要全省不卷，剧场就一片安宁。教育恰好是最需要安宁的！”毛杰不仅铁腕为河南教育“退卷”，同时还抓住一切机会与各市县的主要领导们沟通，呼吁他们不应把进入清华北大等名校人数作为衡量学校好坏的唯一指标。

破除家长迷思，

建设新质学校

事实上，深陷教育“囚徒困境”的，还有大量的家长。

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苦恼：各种先进教育理念无法落地，并非校长和老师不理解、不接受，而是大量家长在升学的残酷竞争中无法自拔。学校的任何变革，一旦导致本区域内成绩排名下滑、升学率下降，最先“跳起来”的就是家长。

事实上，家长往往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在这背后，是家长们心中普遍存在的迷思和执念——“让孩子刻苦学习、千方百计取得好成绩、上个好中学、读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成为人生赢家”。

而这种过去一度被看做孩子成才的“康庄大道”，也悄悄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上，不再那么行之有效。在被称为“就业三大蓄水池”的滴滴司机、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985等名校的本科甚至硕士毕业生，就是明证。

事实上，已经有大量的家长觉醒，决然让孩子不再卷别人，而是坚定地做自己。

我们应该让绝大多数家长明白，孩子的成功，清北未必是答案，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却是前提条件。聪明的家长，应该把注意力从分数、排名和升学，转向发现孩子兴趣、保护孩子动力，帮助孩子构建并成就自己的“学习型人生”、从各种体验中探索人生的潜能。

化解了来自家长迷思的阻力，更多学校就会转型为“新质学校”，专注于“做难而正确的事”，以培养心理健康、全面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下一代。

新制度安排也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当前，“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关键词，2024年还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尽管科学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但新质生产力不是技术决定论。新质生产力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因为技术创新都发生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内。“一个社会的各种制度设计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要不断推进新质生产力，不要阻碍新质生产力。”

汤勇曾任某地教育局长，近日他撰文认为，新质生产力将对各行各业发展带来深刻的改变与影响，将催生教育理念、目标、内容、方式和治理的系统性变革。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教育，需要出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态。这意味着教育要从管理走向治理，从领导走向引导，从官本位走向服务，从抓质量走向创造意义；意味着教育要鼓励自下而上的自我长大，自我创新，教育主管部门会为学校赋能，给校长更大的空间。

在这种生态下，一个个“新质学校”和“新质区域生态”将不断涌现，层出不穷。

不知不觉，中国的教育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十字路口。

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我们不仅“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而且“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站在建设“教育生态文明”的高度，下定决心，用新的制度安排破解造成当前“囚徒困境”的旧利益格局，走出困境，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教育新动能。